摘要 历史地看待我国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以推动学术研究为共同追求，两者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血脉关联。这样一种紧密的联系发展到今天，则构成了我国体系和规模庞大的大学学报群体，与各自所在的大学之间形成为一种学研相长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国大学学术发展和推介的重要学术平台和窗口。可以说，如果缺少了大学学报，对于大学的发展和建设而言，是有失完整和推动的。本文着重从《北京大学月刊》的创刊与蔡元培北大改革之关系出发进行思考，提出今天正确把握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关系的镜鉴。
　　关键词 大学学报 北京大学月刊 蔡元培北大改革
　　陈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在我国，大学学报的发展历史悠久，体系庞大，早已成为推动中国尤其是大学学术发展与展示的重要平台和窗口。但近年来，在日趋复杂的社会利益追求环境下，一些大学学报的发展不断异化，以至于开始出现一些无序而扭曲的发展倾向，如办刊宗旨不明确，认为它可有可无，或使之变成学校用来创收、盈利的工具。之所以有如此倾向，是不能认清和处理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关系的缘故。
　　我国大学学报早在草创之初，就已有了鲜明的导向，这一优良的历史传承不应该被忘却。1919年1月，作为近代中国大学学报发展的先驱之一，[1]《北京大学月刊》（以下简称《月刊》）创刊。有关《月刊》的学术影响和意义，已有学者作了详细阐述。[2-3]但从《月刊》创办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来看，当时正是蔡元培接手北大校长发起北大改革的特定时期，而《月刊》的创刊本身也是在蔡元培的直接指导和关注下实现的。因此，从《月刊》的创刊与蔡元培北大改革之关系出发进行思考，可为今天把握大学学报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
　　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提《月刊》，首先要谈到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改革。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的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新政的内容之一，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
　　在蔡元培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的民国初年，科举虽已废，专制统治也已结束，但在外有列强当道，内有袁世凯复辟、军阀当政的混乱政治气候影响下，在北大校园内部，旧的落后思想的残渣仍然根深蒂固，学校课程设置陈腐，行政管理腐败、混乱，学生读书动机不正、求官心热，真正钻研学术的风气淡薄。正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所指出的：“因那时是民国五六年，袁世凯刚死不久，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所谓‘古’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这两部分去，便成功了。”[4]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16年12月底，蔡元培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开始了他对北大的改革整顿。从蔡元培主持北大6年的各项改革举措来看，可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
　　1. 制度设计上，贯彻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治校理念，进行大学改制。其实，早在1912年10月24日由蔡元培主持制订的《大学令》中，第16条到19条即已明确提出了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的具体大学校务管理原则。只是这些原则并没有在北大得到及时的施行。而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的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由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对学校各项重大事务进行审核，如制订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同时，组织各科教授会，由各科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分管各学科的教务，规划本学科的教学工作。在这种新的民主管理体制下，蔡元培努力改变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进行了学科的调整和改制，如文理两科之扩张、法科独立之预备、商科之归并、工科之截止、预科之改革等等。[5]
　　2. 在教学实践中，从端正大学教育的宗旨出发，努力改变学校不良风气，强化大学的学术意识。蔡元培认为，造成北大腐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学生把大学读书当做当官发财的台阶，而教师不热心学问。因此，北大改革实践的首要任务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认清大学的性质，端正大学的宗旨，转变学校不良风气，为师生们创造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条件和氛围。其具体言行：（1）破除学生读书做官的旧观念，树立正确的大学学习观念。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词中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并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6]所谓“抱定宗旨”，即明了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要求学生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非为做官，也非为致富。这一点，也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所反复强调的。（2）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打造一支具有高深学术水平的教师队伍。在蔡元培看来，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及其研究学术的兴趣浓厚，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担任北大校长之后，蔡元培本着“学诣”第一的原则，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广泛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正如其在自述中所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7]秉持着这一原则，蔡元培延聘了一大批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不分政治或学术派别的学术人才，他们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均熠熠生辉。（3）为引导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蔡元培还大力建设发展各种研究所，并加强对图书资料的收藏。如在担任北大校长后，他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如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等各科研究所，1922年又成立了国学研究所。蔡元培提出，大学设立研究所，“为教授、留校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机关”。[8] 　　综上所见，蔡元培北大改革，始终都是围绕着“大学应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来践行的。其实，早在 1912年5月16日，蔡元培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时，在演说词中就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9]在前述1912年10月由其主持制订的《大学令》中第1条中也特别强调：“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0]
　　二、必须发行《月刊》的三个“要点”
　　正因如此，从“大学应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的思考出发，《月刊》的创办和发行，顺理成章地成为蔡元培推动北大改革的重要思路和具体实践。1919年1月，正是在蔡元培的亲自指导和关注下，《月刊》问世。有关《月刊》的创办经过，蔡元培曾有若干文献留下，可为今天的考论提供参照，以下依序分述。
　　1. 《月刊》的创办缘由
　　据1918年11月10日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所述，[11]在《月刊》问世之前，早在1917年北大曾办有《北京大学日刊》（以下简称《日刊》），作为学校同人联络感情、交流意见之机关，并借以向全国教育界报告学校现状。但由于《日刊》篇幅不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又有了《月刊》的创办计划。显然，《日刊》正对应于今天的大学校报，而《月刊》的动议则是为了提供反映大学学术论说的平台。
　　2. 《月刊》的办刊宗旨
　　这集中反映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的三个“要点”上，同样它也成为《月刊》与大学之关系的集中反映，旗帜鲜明地昭示了我国大学学报在开办之始就表现出的与大学发展共同的学术诉求。
　　在发刊词中，蔡元培联系大学的宗旨，详细阐述了其必须发行《月刊》的三个“要点”：“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在这里，蔡元培着重联系到大学发展的根本诉求，强调了大学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联系到当时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现实，他又特别强调指出大学研究的目的，“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月刊》的创办，正是为实现大学这一责任而构建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成果载体。对于《月刊》的这一重要意义，蔡元培慨叹称：“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在此，蔡元培结合其受命担任北大校长的时代背景和其治校理念，特别强调了大学生学习、同时也是《月刊》创办的共同意义之所在――借助《月刊》的创办，破除旧式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大学教育“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蔡元培着重提出了要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那种“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的倾向，即以读书为个人进身之阶的狭隘动机；二是那种“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的抱残守缺的偏狭观念。针对第二种传统的学派观点，蔡元培还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要求进行了着重批判：正是在这一错误倾向的引导下，“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在“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举的时代，蔡元培从时代进步的科学角度去破除旧式学术的保守倾向，彰显了大学学报创办与大学发展相呼应的重要意义：“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蔡元培首先又借以阐发了其对大学的认识。“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正因如此，思想自由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而反观我国，由于“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伦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因此，蔡元培提出，从接受外界监督的角度出发，《月刊》的发行也是必须的，“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3. 多方参与具体编务安排，力求稳妥发展
　　如对于《月刊》的版式设计，最早在1918年10月11日的《〈北京大学月刊〉征稿启事》中蔡元培提出，“稿件均横写，并加各种符号，如《科学》式”，以与时代进步的潮流相适应。但考虑到中国刚刚摆脱专制统治的客观现实，很快他又在1919年1月7日的《〈北京大学月刊〉版式启事》中作出修订：“《月刊》形式，已由研究所主任会公决，全用横行，并加句读问命等记号。但诸先生中，亦有以吾国旧体文学形式一改兴趣全失为言者。鄙人亦以为然。惟一册之中，半用横行，自左而右；半用直行，自右而左，则不大便于读者。今与诸先生约：凡科学性质之文，皆用横行，送各研究所，编入普通月刊。其文学性质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请送至校长室，由鄙人编辑为临时增刊。”[12]这与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宗旨正相契合。
　　为办好《月刊》，实现其宗旨，蔡元培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为编辑员，组建《月刊》编辑部。根据1922年3月11日的《聘请〈北京大学月刊〉编辑员通知》开列，其编辑员由冯祖荀、丁燮林、王星拱、李仲揆（即李四光）、谭熙鸿、胡适、沈兼士、朱希祖、陶孟和、顾孟余、王世杰、陈启修、朱经农等13人组成。检索这些编辑员的个人情况，可知均为近代中国学术发展中的享誉之士。